岭南，古老中华文明的越国重要一翼，南越古国对于岭南文明则有着源头、甚少开篇的安石意义。今年3月，榴人南方日报出版社推出《开篇岭南——寻迹古南越国》一书，古老以岭南历史上出现的越国第一个地方政权、距今2000多年前的甚少南越国为题材，全面挖掘并还原了古南越国将近一百年的安石历史风云。

该书对南越国的榴人史实遗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叙述，揭开了许多关于岭南地方和社会发展的古老源头，包括岭南早期的越国开发和治理，地域、甚少环境的变迁和城市的建设，文明及文化的形成，风气及风尚的萌发等，清晰而生动地披露了岭南社会由蛮荒转向文明的进程。该书既是一部南越国的建立史和发展史，也是一部岭南地区的拓荒史和开发史。

近日，南方农村报记者专访《开篇岭南——寻迹古南越国》一书作者安石榴，讲述该书的创作经历及其笔下的岭南。

安石榴说，在广州一带，依然可以感受和触碰到古南越国若隐若现的气息。

| 南越国有着千年的文化魅力

记者：你最近出版了新书《开篇岭南——寻迹古南越国》，能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安石榴：简单地说，这是一本写南越国历史的书，但又不限于写南越国的历史，而同时将笔触和视野拓开到这一片古老的地域——岭南。南越国是2000多年前岭南出现的第一个封建政权，共存在了93年，其发展过程也是岭南地区由蛮荒转向文明的进程。这本书的内容，不仅贯穿了整个南越国时期的历史，还前后拓展到秦朝平定百越、统一岭南以及西汉消灭南越国、重新划分岭南，考察较为全面。其中一个亮点，是致力去传递岭南的先声，对岭南早期地方样貌、社会状况、文明萌发、文化生成等进行认真、细致地发掘、考证。此外，本书还参照、引用了大量现当代对于南越国的考古材料、考证成果，涉及到关于南越国最为重要的几个考古事例。

记者：是什么缘由促使你书写《开篇岭南——寻迹古南越国》？

安石榴：在中国历史的大视野上，南越国不过是隐匿在秦汉两个朝代夹缝之间的一个地方政权，人们对这个无论是政治位置还是地理位置均偏居一隅的古老王国知之甚少。但对于岭南而言，南越国却有着开天辟地一般的意义，也有着穿越千年的文化魅力，造就了岭南文化鲜明的特色。在今天的广东、广西不少地方，尤其是在广州一带，依然可以感受和触碰到古南越国若隐若现的气息。或许可以这样说，作为在这一片土地上成长、生活并投入写作、思考的人，我受到了这种古老而又新奇的气息的牵引，不由自主地进入追寻与呈现。写作是一种召唤，也是一种自觉。

| 岭南之于我深藏启示

记者：为了写这本书，你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在写作过程中有什么困难？

安石榴：兴趣和机缘，是潜在的准备，这一步对我来说为时已久。而实际的准备，则是集中的阅读与研究。我不是长期的专业的研究者，只好“临时抱佛脚”。我从可以搜寻得到的南越国史料、文献入手，涉猎了包括岭南古史、岭南文化、百越文明等方面的多种书籍，还有一批现当代的考古资料以及影像纪录，同时多次探访南越王墓、南越王宫等南越国遗迹，参观参加有关的展览、讲座。这是笨拙又枯燥的办法，如果不是有真正的兴趣在支撑，真的难以坚持下去，说实话似乎还有一点使命感。当然，这一过程，于我的收获不单是书稿的完成，也拓宽了我认知的界限，非常值得。

资料的搜集很不容易，将资料梳理为写作材料，厘清线索脉络，确立结构章法，堪称庞杂艰辛。从资料的收集到写作的展开，都是断断续续、山重水复的，期间有着发现和惊喜，有着失落与沮丧，可以说是又愉悦又煎熬。最困难的是材料的考证，相当一些史料、文献说法不一，争论不休。除了那些公认的史实，我对模糊的有争议的史料基本上是采取列举、对比的方法，轻易不作肯定的判断。我明白我所作的是文学的呈现，而非历史的记录，虽然是非虚构的书写，但争议也是一种存在。

记者：这本书写了多久，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安石榴：这本书的写作，耗费了我六七年的时间，分四稿才得以完成，主要是由于思路不够清晰、材料有欠完备、因果无法理顺而一次次间断，还有一些细节纠缠不清，需要进行多方考证，但结构从一开始就明确了，最终定稿和我起初设想差别不大。当然不是说这六七年间我就在写这一本书，只能说一直在零零碎碎和缓慢中坚持，期间我还写了另外的三四本书以及一些零散的诗文。

我得承认功夫不负有心人，也相信冥冥之中受到了指引。这部作品于我的意义，首先是心愿的达成，其次是写作的一个里程碑。我认为自己与这一片土地，存在着血脉与精神的潜在关系，现在通过这部作品获得了私下的确认。虽然我之于岭南不过是尘埃，但岭南之于我却深藏启示，这是我于斯写作的命运及照亮。

记者：与其他书写广东文化历史的书籍相比，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安石榴：每一部书写广东文化历史的著作都有其特别之处，我不敢也不宜拿自己的这本书去作对比，只能说一下个人的写作定位。我是在写历史，但不是在写史书，或者更应该看作是非虚构的历史散文或历史随笔，是对岭南地方、历史、社会、文化的文学寻根。我不能保证我所写的史事都是准确无误的，只不过是致力去作追溯和梳理，勾画一道与流传及影响相贯通的脉络，捕捉那些跟时代与现实相呼应的气息。通过对历史的深入观察，我所做的，并非试图正本清源，而是力求印证古今。

因此，我才会将“开篇岭南”作为这本书的定位。我认为，南越国最重要的意义，是冲破了岭南的蒙昧时代，促使岭南社会由蛮荒走向文明，从此万物生长，风气自成。历史和地方、社会、人群的变迁是相互依存和延伸的，如果要说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么可以这样认为，这部书，既是一部南越古国的建立史和发展史，也是一部岭南地区的拓荒史与开发史，有不少今天已鲜为人知但却深深嵌入岭南记忆并一直沿袭下来的历史典故、风俗秘闻、文化密码、精神烙印。

《开篇岭南——寻迹古南越国》，安石榴 著，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

| 写作是有意无意的牵引

记者：你是广西人，但你出版了几部广东地方文化的专著，对广东可说“熟稔”，能否说说你这方面的经历和作品？

安石榴：我早些年就自诩为“两广人”，甚至刻了一个印章“两广闲人”，有时写书法还会盖这个章。我在广西出生成长，20岁出头时来了广东，至今我在广东的时间与广西大致相等，中间还有几年在北方游历。我生命的重要时光，是在广东度过的，这一时期也是我人生的成熟期，因此我对广东的“熟稔”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吧。在广东，我生活工作过的城市主要是深圳、广州，从事的职业是记者、编辑、策划人、撰稿人之类，这些对于我的交往和写作无疑是有帮助的。

我最早一部写广东的书，是2005年出版的随笔集《我的深圳地理》，将我在深圳七年的经历感受与深圳的地点、现象、变迁等融合在一起。这部书使很多人产生共鸣，感同身受，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媒体评介为“一个人折射一群人、一座城”。另外，出于机缘，我陆续写过几本专门的地方文化著作，包括清远、梅州、茂名、东莞下边的几个城乡，这些作品在文学性方面自然要弱一些，但对当地的人文文化挖掘具有很大意义，对传统文化的流失有挽救作用，受到很大程度的认可。如2016年我为清远清城区撰写的《清城，美好从这里开始》，就取得了较好的反响，并获得了清远市社科院的优秀文化奖项，书中的某些章节还抽出来在文学刊物上发表。

记者：你的另一个身份是诗人，这对你的写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安石榴：我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写诗，算是70后诗人中出道较早的一拔，我还是中国70后诗歌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因为诗歌上曾有的小小名声，我给很多知道我的人留下的印象都是诗人，但我并不认为诗人是一种身份，更与职业扯不上半点关系。

我认为，诗歌是通技。写诗的经历或者经验，对我写作起到的作用，大概有两个方面吧：一是语言的能力和整体的把握；二是视野的开拓与观念的提升。诗歌表面上是感性的，然而写诗之途实则理性之途，由敏感、尖锐而通往的是塑造、完整。我在散文、随笔、非虚构等写作中，往往注重结构之美，注重内在的衔接，注重语言的渲染，注重气息的弥漫，注重整体的开阔，这些都有赖于长期的诗歌练习。最重要的一点，写诗使人觉悟，这种觉悟不光关乎写作，也关乎生命、关乎世界。

记者：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

安石榴：顺其自然吧，我素来不作事先的写作规划，只要葆有写作情怀，总会去写的，也总会遇上想写的题材。很多时候，写作也是有意无意的牵引。在我这里，写作不是生活中非要完成的事务，而是受念头或意识驱使的艺术行动。话说回头，顺其自然不是被动等待灵感或机缘，而是相信在自然的触及之间，在平时的零散写作之中，总会产生切合愿望、打开空间的写作构想。在此不妨透露一点，由于《开篇岭南——寻迹古南越国》的出版，已有出版社有意和我合作，推出下一部相关岭南文化题材的书籍，我个人首先充满期待。

作家简介

  安石榴，20世纪70年代初生于广西藤县石榴村，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写作及发表作品。已出版《不安》《我的深圳地理》《钟表的成长之歌》《在每一座城市短暂驻留》《地方记》等多部文学作品集，另有几部地方文化专著出版。曾于媒体担任记者、编辑多年，现居广州、佛山两城之间，创立南风台文艺空间。

【记者】陈会玲

【来源】南方农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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